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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助力“凌燕”高飞 七十年风雨铸就民航盛世

2019-11-09 19:34:47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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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良参与修复的“上海号”飞行

大公网11月9日讯(记者夏微、通讯员李盛):11月9日,对中国民航的发展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1949年11月9日,原属国民党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爱国职工发动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驾机从香港飞回北京、天津,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生力军。在“两航”起义70周年纪念日前夕,东航首任总飞行师、首批乘务员、首位客舱部经理一同接受了采访,回忆与“两航”起义参与者相交的往事。

东航首任总飞行师纪人胜忆“两航”机长林雨水

“1961年我在山东飞运5的时候,林雨水检查我、给我签的字,第二天我就放单飞(升机长)了”。刚刚做完喉癌手术的纪人胜嘶哑着喉咙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挥动着右手,模仿着指导员签字的动作,面容上重现着当年的意气风发。出生于1940年3月的纪人胜,1958年被招入空军,1960年1月6日到上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航空学校的第三期学员。

“1960年,民航要大发展,当时我们都是带着军机集体转到民航来。我航校毕业一到上海,当时上海这边就只有一个飞行中队,一部分是运输飞行的,一部分是专业飞行,我是飞专业的。运输大队飞的是运5飞机,当时‘两航’起义的同事有林雨水、廖约翰、孙佑国。我来到上海,第一次检查飞行就是和孙佑国飞的。”1957年1月,由原民航上海办事处筹建的上海解放后第一支飞行队伍诞生。1959年,这支飞行队伍由飞行中队扩编为飞行大队,下设2个中队。1960年,飞行大队2中队发展成为专业大队。1961年11月10日,经民航总局批准,民航上海管理局将飞行大队改编为运输飞行大队。1963年7月22日,驻上海的民航运输大队,命名为民航第3飞行大队,后于1965年9月改称民航第5飞行大队,并由此发展成为1988年成立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谢国良参与修复的“上海号”

“那个时候,我们在山东飞重庆、济南、青岛等地方航线,我们整个专业飞行大队有四十多架飞机,林雨水带着当时我们民航上海管理处的副处长林征到各个农业基地去视察。我们在山东转了一圈以后回到济南,我的带飞教员说我的飞行经历差不多,可以放机长了。林雨水第二天带我飞了一趟临沂,回来在我那个飞行簿上签了字,然后又带给林征签了个字,第二天我就带飞当机长了。”

这位与纪人胜的飞行生涯有着重要交集的飞行员林雨水,正是1957年东航前身民航上海管理处飞行中队成立时的第一任飞行指导员。1949年“两航”起义之时,林雨水是所有“北飞”人员中唯一带着妻子和女儿飞回祖国的飞行员。1951年9月25日,中国民航大学的前身——军委民航局第二民用航空学校在天津成立。建校之初,林雨水任该校训练科副科长,并长期在民航北京管理处从事运输飞行,先后带飞了100多名学员。1956年,组织上派他到新建的海军航空兵,帮助培养了5名“全天候”机长。1963年至1965年,林雨水在上海参与了我国首次人工降雨、降雪、消雾气象方面的科学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今天仍被广泛应用于国家气象管理。

“那时候老飞行员里面英语比较好的就是林雨水,虹桥机场巴基斯坦开航,他在地面车上做引导。林雨水考飞行员之前是华侨,英语好,中文不太会,他写那个飞机故障,他不会写中文,用英语,地面人员看不懂还要去问他。他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女儿还从龙华乘船到我家来玩,后来林雨水被派到香港办事处,有时候也要我给他带些东西。有时候林雨水从香港回来,也要来找我,看看我。”当年的场景历历在目,可是时光终究不会为任何人停留。林雨水于2012年在香港逝世,只有他的传奇经历仍然在中国民航后辈之间口口相传。

历史照片

自1972年开始,纪人胜先后任职民航第五飞行大队副大队长、民航第五飞行大队大队长,民航上海管理局航行处处长。1977年12月初,民航上海管理局派出“三叉戟”飞机试飞骆岗机场。作为试飞机长的纪人胜驾驶着“三叉戟”平稳地降落在骆岗机场的新跑道上,从此开启了骆岗机场的”大飞机“时代。

1987年,中国民航着手实施“政企分离”,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开始筹建成立。纪人胜于1987年开始历任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飞管处处长、总经理助理及总飞行师。1991年8月6日下午3时,纪人胜驾驶着2171号MD-11型飞机从虹桥机场腾空而起,东航上海——洛杉矶航线正式开航。该航班载着首航代表团以及300多位中外旅客,经过13个多小时的飞行(经停安格雷奇)到达洛杉矶。

东航首任客舱部经理张清德忆“两航”机务谢国良

“谢国良是‘两航’的机械员,30年代初期,中国有民航、有航空的时候,他就当机械员了。成天围着飞机,停机坪上你看他像个铁人一样站在那里。我们有个从部队调到民航来的老干部,和我在一起在政治部。我们当时在龙华机场办公,老是看到停机坪上总是站个人,不管吹风下雨。他跟我说,老张啊,这个人,我要介绍他入党了,很敬业。因为你干航空,不管你什么制度,不管你什么岗位,你马马虎虎就要死人的。哪个国家的航空都是非常严格,都是按照飞行条例、机务条例,按照条例来办事。”——张清德,1930年生,1951年考入军委第一民航学校,后转入军委第二民航学校学习航空机械。1953年调民航上海管理局工作,历任文化教员、宣传干事宣传处副处长、运输服务公司党委书记,东方航空公司机关党委书记、客舱服务部经理。在谈及“两航”起义共事过的同事时,他最先提到的便是谢国良。

右二为崔绍珍

谢国良出生于1916,上海市人。1932年任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飞机发动机及外场维修机械员,1949年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曾带队赴上海龙华机场参加“广州号”和“国庆号”飞机修复工作。1957年,民航上海管理处成立机务组,谢国良任机务组组长。1982年任民航上海管理局航空修理厂副厂长,1984年任民航上海管理局副总工程师。

“起义北飞的时候,第四架飞机起飞以后,塔台通知说这架飞机要回航,要回来。我很紧张,不知道什么事情,等到下来的时候我才看到飞机门没有关好,原因是上飞机的人急急忙忙想早点起飞,没有把门关好”,参与起义的机械员谢国良在纪录片《“两航”起义始末》中回忆说。早晨6时30分左右,起义的12架飞机相继升空,在脱离香港机场塔台的控制范围后,立即调整航向,沿长沙、汉口、郑州方向,向北飞去。飞过长沙约10分钟,机组人员听到了一个盼望已久的声音:“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个亲切的呼号,15秒钟一次,反复播放。这是家里人特地安排为“两航”起义飞机导航的,机舱里一片欢呼。潘国定驾驶“空中行宫” 速度最快,它搭载着两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等人、于中午12时15分在北京西郊机场安全落地,其他的十一架飞机按照计划由陈达礼带队,先后降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香港的《大公报》等新闻媒体纷纷报道 “两航”起义,“两航”起义的消息随电波迅速传遍海内外。11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就起义成功发出贺电和贺信。

在香港起义的飞机是12架,留在香港的是71架飞机,还有一些航空器材、飞机零件、有仓库和工厂厂房。从起义成功的那一天开始,除北飞人员之外的起义员工就没有放弃过把所有可以移动的一些资产运回大陆来的努力,以期补充新中国民航发展力量,供国内将来恢复飞行,发展民航事业所使用,央航飞机养护课技术专员谢国良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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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由“两航”人员中的90余名机务人员组成的飞机修理队,先后修复了“两航”遗弃在龙华机场的12架飞机,为新中国民航增加了运输能力。1951年初,军委民航局指示中南民航办事处组织人员抢修一架由涉嫌走私的英国商人遗弃在广州黄埔的珠江水面的水陆两用飞机。谢国良受命与严维桢、高大勋、计正福等12人抽调组成抢修小组。这12人都是原中央航空公司工作多年的机师,对维修一般的客机很熟悉,但维修水陆两用飞机还是第一次。抢修小组携带着维修设备和零备件到达现场,用竹竿在飞机外部需要维修的位置搭起了临时工作架,还在岸边搭建了一个竹棚,以便在抢修期间工作人员吃住都在现场。 经过20天的艰苦工作,抢修小组边摸索边熟悉,克服种种困难,硬是在没有水上飞机构造图纸及液压、无线电线路图的情况下,靠以往的维修经验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完成了这架飞机的修复。

几乎与此同时,年轻的张清德也即将开始探索自己的民航职业生涯。1950年,军委民航局在重庆成立军委第一民航学校,分别在重庆、成都和昆明登报招生。张清德在成都民航西南办事处报名,经过文化考试和严格的政审、体检,于1951年初报到入学。1951年国庆刚过,民航局刚从苏联和东欧国家买来几架苏格尔单翼教练机和双发动机的爱罗45型飞机,决定培训自己的飞行员和机械员,张清德被选中天津军委第二民航学校学习机务维修。

到天津第二民航学校后,张清德与同行的百名学生先学了一段时间的政治课才开始学习航空机械。教师是“两航”的两位工程师,一位教机械,一位教电器和仪表。教材是教师自己编写的油印课本,学习的科目有:机动学、电工学等基础理论课。然后是苏格尔、爱罗45型、C47型、里二型等飞机的全部发动机、机身、电器、仪表等构造原理和维修技术,还学了俄文。张清德认为,建国初期,军委民航局领导高瞻远瞩,在全国还没有全面复航的情况下,创办这两所民航学校是很有远见、十分正确的,可惜整编时减裁过度,为后来民航的发展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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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53年调到上海来,华东办事处就在现在陕西北路最早的招待所,机关不满一百个人。龙华机场是个厂站,一共一百来个人,机务只有七个人,都是‘两航’的,他们技术人员全是两航的。我自己也是学机务出身的,我的老师都是‘两航’的工程师,但是毕业后单位里说我文化高,让我一开始就当了文化教员。可惜我一天机务都没干过。”在张清德的回忆中,”两航”起义的人员技术好、爱钻研、不怕苦,把好的革命作风传承给了年轻的后辈们。

1957年1月,民航上海管理处正式执管7架“革新型”飞机。之所以称为“革新型”飞机,其实是美国的C46飞机在修复过程中因为发动机不同形式的受损,军委民航局上海办事处飞机修理队的维修力量动用智慧,将东欧产的立2型飞机的发动机装到了C46飞机上,在试飞成功后,就将这批飞机命名为“革新型飞机”,在当时算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谢国良也曾参与上海1号、2号、“国庆号”等飞机的修复工作,为祖国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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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民航总局在上海专设民航一〇二厂,作为中国民航及空军、海军使用的运5型飞机维修基地。1962年11月,组建民航上海管理局上海维修厂,1988年更名为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飞机维修工程部。至1992年,“东航”飞机维修工程部从单纯的航线维修,开始转轨为航线维修、机械设备修理和飞机结构修理的全方位型单位。正是这支智慧勤勉的维修队伍,不断刷新国内最高级别检修周期和技术的更新记录,在维修技术和科学创新方面不断创造骄人佳绩。

东航首批空乘崔绍珍忆往昔

“我是17岁报考乘务员的,我们那时叫‘随机服务员’。因为我们家有八个兄弟,全家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我妈妈很辛苦。我是老大嘛,所在从小我什么都帮我妈做,11岁就开始做针线活,纳鞋底做衣服。”崔绍珍,1941年7月22出生,北京人。1961年4月分配到民航上海管理局,是民航总局首次招收的乘务俄语班中专生。“当时我有个闺蜜,性格像男孩子似的,她就报考了财务,我就一眼就看中随机服务员了。因为我们两家很熟嘛,她妈妈就说你怎么考这个服务员,我就说服务员我也要考,这个在飞机上的服务员就是不一样。我就是这样子,自己认准的东西就一定会坚持到底。”回忆60年前的这个场景,崔绍珍忍不住像个淘气的孩子一样笑了出来。至1964年3月,由于调动、停飞等原因,民航上海管理局乘务分队剩下周兰芬、许金妹、殷梅英、张惠兰、崔绍珍、王桂兰、余明钰、徐凤臣、胡凤兰等9人,故人称她们为“空中九姐妹”。这是解放后上海民航的第一批乘务人员。

1991年8月6日,由纪人胜驾驶的东航第一条远程国际航线上海一洛杉矶航线正式开航。

1960年,民航上海管理局共有飞机37架,其中伊尔-14一架,安-2型飞机增至37架,这些飞机都是双台发动机,螺旋桨式飞机时速约在220-340公里/小时,客舱不密封、空中温差大,机长用的是“一杆两舵”,起飞落地机组所有成员都是集中精力,密切配合才能达到飞行安全。每当夏日烈日炎炎,飞机在航站停留的一个小时时间里,机组每个工种都是跑上跑下抓紧时间去办理各自的过站手续。随机服务员也不例外,飞机每停一个航站都要清扫舱内卫生,整理座椅书报、毛毯、检查清洁袋、补充开水、清洗水杯、补充供应品等等,在一个小时内完成这些工作后已经是大汗淋沥了,旅客也经常因为舱内高温叫苦不休。由于飞机不够先进且已使用多年飞行性能差,每遇空中颠簸全体机上工作人员也总是忐忑不安。

“有一次从昆明飞杭州,遇到飞机颠簸。当时飞机飞到杭州上空,我就跟旅客介绍我说现在咱们到了杭州,下就是断桥,正讲着飞机就跳起来了,之后又马上掉下来,伊尔14飞机它有小桌子嘛,就把我的脖子卡在桌子上,当时我脖子就歪了。歪了以后开始都木了,也不觉得怎么疼,我也硬生生地扛着、也不哭,走到前舱去一看报务员的凳子也断了,说明当时的气流是很厉害的。回去以后,都晚上了吃晚饭了我也吃不下,脖子待会我一会后来到了晚上就不行了,就疼了厉害不能翻身,我就坐起来把头翻到左边,然后累了以后再坐起来把头放在右边。第二天早上领导同事一看我的脖子这样就把我送医院去了,医院帮着按摩理疗了一段时间才好。就这个事对我印象很深的,但是我并没有说害怕,好了以后还要求尽快排班照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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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航”归来的所有的民航人一样,崔绍珍也深深地热爱着飞行事业,从来没有任何艰难困苦可以阻挡她对飞行工作的渴望。沿着崔绍珍的飞行轨迹,在上海这同一片天空下,“两航”空姐陈志慧曾经也将对飞行事业无尽的热爱挥洒其中。

陈志慧于1921年6月出生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商人的家庭,十几岁时跟随哥哥一同搬到上海。在上海时她是在教会学校念的高中,因此念书期间就很好的掌握了英语。1948年进入当时“两航”之一的中国航空公司做空中小姐,成为中航第五批共13名空中小姐中的一名。

2019年10月23日,纪人胜在东航公寓接受采访/资料图片由东航提供

陈志慧刚进入中航时是上海龙华机场的一名地服人员。地面服务需要广播,她字正腔圆的中英文播音得到了一名管理中航空中小姐的美国籍女士的认可,由此成为了一名空中服务员。据资料统计, “两航”鼎盛时期总共有空姐50余人,先后或长或短在“两航”当过空姐的大约有70余人。这些人大多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影像,芳踪难寻,但她们是那个时代中国女性的佼佼者,曾为中华民族的民用航空事业贡献了青春年华,有的甚至是生命。陈志慧参加了“两航”起义并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她不但自己签名,还四处做大家的工作。回国后,很多“两航”归来的人员都还主动参加了捐献半个月工资给抗美援朝的行动。陈志慧也曾飞过几回专机的任务,其中还有1952年为来华访问的斯里兰卡总理提供专机服务,后来转到民航地服工作直到退休。

一次爱国行动,一个中国民航史上的转折点,“两航”起义奠定了中国新中国民航的基石,而如今的民航盛世,更是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民航先辈们的勉励前行。

责任编辑:李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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